sanyang(三洋洗衣机上门服务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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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利兰•斯坦福夫妇来到遍布着果园和农田的硅谷,在这里建立了斯坦福大学。随后而来的科学家们,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把这块阳光明媚、气候宜人的谷地变成了改变整个星球历史的创新与创造之地。这一人类史上伟大的科技与财富创造历程,为什么会发生在硅谷?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其他地方是否可以复制出“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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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是什么?硅谷这块土地原以农业为主,特别盛产大樱桃,直到20世纪70年代还到处可见樱桃树。在外人看来,硅谷是高科技的圣地。但是从来没有人或政府定义过什么是高科技,或高科技含量。硅谷在不断的创新中变化,20世纪60年代硅谷的主导产业是半导体,70年代是微处理器,80年代是软件,90年代则是互联网。硅谷是变化的。硅谷也有起落。比如房价的涨落就是明证。1991年买的房子到1995年房价大概跌了20%,随后几年又涨上去了。所以硅谷也不是永远增长,整个创新过程是一个新陈代谢、时起时伏的过程。

之所以称硅谷是一个奇迹,是因为它超出了人们的意料。对硅谷的学术研究才刚刚开始,目前还没有理论和经验数据解释它成功的奥秘。下面作者根据自己这些年对硅谷的个人观察以及同硅谷各种人物的交谈,来讲一讲硅谷的故事。

硅谷文化

许多人有一种看法,认为硅谷就是一所大学、一个科技园区和很多的资金加总而成的。这是一种机械的“三合一论”,与硅谷的发展事实不符。199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安娜•李•萨克森尼安写了一本书:《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号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该书比较了波士顿附近128号公路周围的高科技公司与硅谷高科技公司的发展历程。值得注意的是,波士顿附近有两所著名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又有充足的资金——波士顿靠近纽约这一金融和商业中心。在20世纪80年代前,128号公路周围的高科技产业遥遥领先于硅谷。但是80年代以后,硅谷超越了前者。对此,连该书作者本人都感到意外。她很坦率地说,她在80年代写硕士论文的时候,原来的主题是想论述硅谷为什么将走下坡路,因为那里的生产成本变得越来越高。但后来的事实表明,硅谷的收益增长得更快。这引起她深思,她试图去解开这个迷,于是写了这本书。

显然,著名学府和充足资金并不是造就硅谷的充分条件。那么,硅谷奇迹究竟是什么造成的呢?这个问题我问过很多硅谷人,还没有人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不少人把硅谷的成功归因于“硅谷文化”。然而“文化”一词太虚泛了,它可以把我们尚不理解的因素都装在里面。但有一点大家都同意,那就是硅谷文化的重要成分是创业文化。那么又是什么构成创业文化呢?虽然我们还不能对此有准确的说法,但我注意到近年来硅谷人喜欢形容硅谷是创业公司的“栖息地”(Habitat)。用一个生物学的术语来形容硅谷文化,的确耐人寻味。栖息地原指动植物栖生之地。动植物之所以在此栖息是因为环境适宜,而环境则包括了复杂的因素,比如气温、湿度、植被,还有许多我们尚未了解的因素。把硅谷说成是高科技创业公司的栖息地,说明其中层次复杂,难以用机械或电子工程的术语来恰当地形容它,最好用生物的术语作类比。这一栖息地至少包括了以下七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硅谷公司的生产结构是开放型的。萨克森尼安的书讲到,128号公路周围的公司(比如王安公司、Digital、Prime Computer等)大而全,自成体系,配件相互不通用。这是一种封闭式的生产方式。而在硅谷,公司不是大而全,而是专业化,不同公司生产的部件相容。这种开放型的生产方式有利于快速的革新。

第二,硅谷人才流动频繁,跳槽的情况常有发生。听说某人原来在3Com工作,后来跳槽到另一家公司。两年后又想回来,但觉得有点不好意思。3Com公司的人说,没有关系,我们非常欢迎你回来。这在其他地方恐怕就比较难了。在硅谷,有时候换公司你都不用换停车场,因为停车场的这边是你原来工作的公司,而对面可能就是你将要去的公司。伴随着人才流动的是信息的流动和知识的传播。

第三,加州法律环境较为宽松,使跳槽变得容易。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各州法律并不相同。一位法学专家特别指出,美国各州都有商业秘密保护法律。雇员受雇时,要签一个保证书,防止将来跳槽时商业秘密被泄露。在其他州这一法律的执行过于严格,使得跳槽的人很容易成为原公司的被告。但在加州却不是这样,这就有利于跳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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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硅谷人容许失败。在硅谷失败了不丢脸,一家公司没干成,再去干另一家。在硅谷常听到这样一句话:It’s OK to fail,即“失败是可以的”。硅谷对失败的宽容气氛,使得人人都跃跃欲试,开创新企业。这也对不想试的人造成压力。若在其他许多地方,创业者失败了则会遭人白眼。

第五,硅谷人的生活和工作观是“活着为了工作”(Live to work ),而在其他地方,则是“工作为了活着”(Work to live)。硅谷人是工作狂。工作本身是乐趣,创业本身是目标。百万、千万、亿万富翁们穿的是牛仔裤,吃的是披萨,喝的是可乐。他们的消费与他们的财富相比,小得不成比例。

第六,在硅谷工作的外国移民特别多。美国已是移民国家,但硅谷尤其吸引新移民。硅谷是多民族的大熔炉。就任何地区的人的才能来说,如果其自然分布是相似的话,那么能更多吸引新移民的地方将不成比例地获得更多的聪明才智。在硅谷有两个国家的新移民数量最多,一是印度人,二是中国人。“IC”本来是集成电路的英文缩写,在硅谷,它成了印度人(Indian)和中国人(Chinese)的英文缩写。第一代新移民尤其工作努力,因为他们没有本土资源可依靠,故此背水一战。

第七,美国的纳斯达克(NASDAQ)股票市场为硅谷公司上市创造了有利条件。绝大多数硅谷公司上市时还不盈利,因此没有资格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上市。于是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为这些公司上市开了方便之门。众所周知,公司上市是通过资本市场筹措资金的方式,而需要强调的是,上市又是激励创业者的主要动力。

企业家与创业公司

在硅谷,创业是一种风气。其他地方的人们多热衷于买卖股票。但在硅谷,人们想的是如何自己创业,乃至于发行原始股。

创业的两个最初的基本要素是人和想法(Ideas)。现在,从有一个想法到公司上市,大概只需18个月,而且这个周期正变得越来越短。创业人发扬的是“延安精神”“插队精神”。大家挤在租来的小办公室内,每天喝点可乐,吃点披萨,穿着随意甚至邋遢。近几年来,特别是在与计算机有关的公司,创业者起初不拿工资。他们拿原始股,等将来公司上市或者卖给别的企业时,即可变现发大财。因为那点工资对他们来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要发工资的话,还要筹这笔钱,成本会很高。比如Hotmail是一个印度人办的公司。他的公司从创业到卖给微软仅一年时间,便以上亿美元成交。微软愿意出大价钱的原因是Hotmail拥有几千万的客户,而Hotmail说,我们的客户就是我们的资产,估价时可比照有线电视客户的价值。

企业家创办的公司,上市或者卖给其他的企业后,创业家就此大功告成。通常创业家不愿意在公司里继续干下去,而是另起炉灶。思科公司的创始人在20世纪80年代时是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的工程师。在工作中,他产生了一个想法,在计算机之间加一个硬件便可以使联网变得方便。他去找校方,但校方不愿意搞,他又问能不能介绍给其他大学,校方也不愿意。一气之下,他和妻子跑到旧金山,用25美元注册了一家公司,取名Cisco,是旧金山英文名称San Francisco的最后五个字母。公司的标志是金门大桥。他们没有钱,就利用信用卡上的一万美元透支额度开始创业,制造了第一台网络联接的路由器(Router)。企业家不到万不得已不愿意去找风险投资家要钱。风险投资的资金对企业家来说成本高,甚至本人也会被风险投资家炒鱿鱼。

创新与创业又是两个密切联系但又不相同的概念。创新(Innovation)可以在已有的企业中实现,也可以通过建立新企业实现。创业(Start-up)指的是在已有企业之外建立全新的企业。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很多创新不是发生在已有的、技术力量和资金都很雄厚的大企业,而是产生在那些看上去既无技术力量又无资金的新建小企业。比如,最早热销的个人电脑是由苹果公司的两个年轻人发明的,而不是IBM发明的。又比如个人电脑操作系统最初是IBM向微软购买的。显然,无论技术还是资金,当时的苹果和微软公司都无法与IBM相比。

这不是一个简单易答的问题。它可能与两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激励。大公司无法给创新者提供足够的报酬,因为风险太大,所以报酬也得足够大。缺乏激励导致许多新想法无法在大公司中生长。二是约束。大公司内部创新往往会受到软预算约束的困扰:在一个大公司内部,停止一个项目或关闭一个部门是很困难的决定,而市场淘汰一家小公司则轻而易举。

我们看到,许多创新是通过创业来实现的。因此,现在一些大公司除了自己搞研发外,还去购买小的创业公司的产品或技术。

“另类”大学

讲硅谷的故事不能不提斯坦福大学。熟悉硅谷历史的人都知道,斯坦福大学在硅谷的产生过程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斯坦福大学有关的企业(即斯坦福的师生和校友创办的企业)的产值就占硅谷产值的50%~60%。斯坦福大学的科研实力很强,但这恐怕不是全部。波士顿附近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加起来,我想比斯坦福大学的科研实力更强。在旧金山东边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其工程技术实力也不亚于斯坦福大学,但在它们周围并没有类似硅谷的区域出现。

在某种意义上,斯坦福大学是“另类”大学。首先是校方对师生创业的积极态度。有时候一个人的影响力有特殊意义。20世纪30年代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院长特曼教授(Frederick Terman)就是这样一个人。正是他把已在东部工作的、自己之前的学生休利特和帕卡德招回到斯坦福,从自己腰包里给他们投资了500多美元帮助他们开创了惠普公司。据说这是世界上第一笔“天使资本”(Angel Capital)。后来惠普公司对硅谷的影响有目共睹。特曼教授开此先河,开创了大学支持教授、学生创业的风气,一直影响到现在。

斯坦福大学师生创业是一种风气。硅谷的有些公司就是一些正在斯坦福大学就学的学生们创办的。著名的例子是雅虎(Yahoo!)。当时杨致远(Jerry Yang)和一个同学写了一个搜索引擎的程序,放在学校的网络上。虽然这个搜索引擎很受欢迎,但学校管计算机的人抱怨网络因此变得太拥挤。结果他们就自己出来办了家公司,取名雅虎,纯属玩一玩。没有想到一不留神赚了大钱。在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的一栋楼里先后诞生了三家著名公司:SUN、硅图和思科。

SUN公司的名称是斯坦福大学网络(Stanford University Network)的缩写。创始人是斯坦福大学的师生,他们当时发明了工作站(Workstation)后,便自己出来办了公司。开创硅图公司的是斯坦福大学的一名教授,这已不是他的第一家公司了。网景浏览器的前身Mosaic原是伊利诺伊大学的教授开发的。伊利诺伊大学是在美国工程科学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大学,拥有超级计算机。斯坦福大学的吉姆•克拉克发现后,把他们整个科研小组挖到硅谷,创立网景公司,并开发了Navigator浏览器,从此改变了人们上网的体验。网景公司上市时极为轰动。类似的,Unix操作系统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明的操作系统,后来被广泛应用在SUN公司的工作站上。

硅谷不是计划造出来的

我们从硅谷的成功中看到的是个人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硅谷不是计划造出来的。硅谷也不可能产生于僵化的体制。只有一种自由的创业体制,非常分散的决策过程才能创造出硅谷这样的奇迹。发展高科技,资金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能充分发挥人的创造力的体制和文化,用以造就创业者的栖息地。

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创业和创业公司,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主流经济学中,过去只局限于研究价格调节机制。在非主流的经济学里,特别是奥地利学派,则非常强调企业家精神。比如熊彼特,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最大活力是企业家的创新,他称之为“创造性的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奥地利学派的另外一个重要代表是哈耶克。他从根本上批评计划经济,认为社会的知识分散在每个个人身上,而任何计划者都不可能把握所有信息。因此,只有发挥每一个个人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创造性,经济才会有活力。如今硅谷的成功,证明了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越是高科技越是要政府来管,因为市场会失灵。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站不住脚。什么是高科技?高科技的重要特点是不确定因素大,风险大。如果政府参与大量的创业投资,将会冒很大风险。

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在发展高科技方面,政府不是没有作为。政府应该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调动和保护创业者的积极性。比如,放宽政策,明确产权,允许技术入股,允许企业转让;搞好类似纳斯达克的资本市场,为企业上市创造条件;放宽留学生回国政策,支持海外与国内的高科技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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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

阿伦•拉奥(Arun Rao) 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工商管理学院,长期从事投资业务,曾先后在三家投资公司工作,其中两家在硅谷。拉奥早期曾为《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和《Seeking Alpha》等杂志撰写商业和金融方面的文章。

皮埃罗·斯加鲁菲(Piero Scaruffi )硅谷观察家。皮埃罗毕业于意大利都灵大学数学系,1983年来到硅谷,长期从事人工智能研究和互联网设计,曾是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讲学。他见证了硅谷30年来的兴盛过程,职业生涯横跨硅谷产、学、研三界。皮埃罗被誉为硅谷精神的布道师,在欧洲、美洲、亚洲的多个国家对硅谷精神进行传播,并为欧洲、中国的一些公司提供相关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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